编者按
在第一期专访中，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段宝霖主任，深耕疼痛领域，将一个原本无人知晓的科室打造为2022年复旦专科声誉排行榜中（疼痛学）位列“西北第一”。虽荣誉加身，他却坦言自己仍有“亏欠”——对高原疼痛研究课题的亏欠。这份清醒的“不满足”，不由得让人好奇：究竟是什么，塑造了这样一位医生？
这一期，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一切的起点——2008年汶川地震。那一年，段宝霖和同为医护人员的爱人一同报名，成为汶川救援中少有的“夫妻档”先遣队员。在满目疮痍的灾区，他亲眼见到一个小伙子家中五口遇难、两口致残，却仍坚守在医疗点帮忙；他亲历了救援物资从匮乏到充足的过程，见证了国家力量在灾难面前的快速集结；也在某个至今不愿多提的瞬间，留下了深藏心底的伤痛与触动。
正是这段经历，在他心中埋下了转向疼痛诊疗的种子。本期专访中，段主任首次在公开采访里，细致回忆了这段“每次谈起都会情绪波动”的往事，以及这份经历如何最终凝聚成他坚守二十年的职业信念。如今，这位“国之名医”已正式加盟苏州蓝十字脑科医院，在全新的平台上继续践行他的疼痛医学理想。
01
“我们夫妻俩一块报的”
少有的汶川救援“夫妻档”
2008年5月12日，汶川发生里氏8.0级特大地震，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。消息传到青海，段宝霖几乎没有片刻犹豫。
“那时候我还在麻醉科工作，是副主任医师，我爱人是手术室护士长。”段主任回忆道，“我们夫妻俩一起报的名，当时青海整个省里，夫妻共同前往汶川救灾的应该也很少。”
段宝霖亲率救援先遣队奔赴救灾前线。“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，我们国家遭遇了这么大的灾害，作为医务人员，肯定要出一份力。”他说。
抵达灾区后，先遣队从零开始，搭建起药房、门诊室和治疗室。最初的几天，一切都在仓促紧张中有序推进。“当时就想着，能尽一份力就尽一份力。”段主任的语气依旧平静，但语速明显慢了下来。
02
“7口人，5口去世，两口致残”
那个让他深受震撼的年轻人
救援过程中，一名当地年轻人的经历，给段宝霖留下了至今无法磨灭的印象。
“当地很多家庭都遭遇了巨大的不幸，有一个小伙子本身也是学医的，主动跑来给我们帮忙。”段主任说，“他家里一共七口人，五口已经遇难，还有两口落下了残疾。”
全家几乎被灾难摧毁，但这个年轻人并没有被打垮。他依旧穿着白大褂，在医疗点忙前忙后，帮忙搬运药品、沟通翻译、安抚受伤的群众。
“我当时就在想，这么大的灾难面前，这个当地人自己没有在精神上被击垮，还保有自救的意识，甚至还在帮助别人，”段宝霖停顿了一下，“这一点，对我的震撼特别大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第二个呢……这段就不说了吧。”
陷入沉默。录音里静了十几秒。
“一回忆起那段经历，还是有点难受。”他的声音低沉下来，“那部分……咱就不提了吧。”
时隔多年，那些画面依然能让他瞬间回到那个满目疮痍的救灾现场。他说，从那之后自己很少再提起这些事，每次谈起，情绪都会受到影响。
03
从“缺”到“足”
一堂关于国家力量的生动一课
和那些令人心碎的瞬间一同刻在他记忆里的，是另一种深刻的感受——来自国家的动员能力与保障能力。“经历过这件事之后，我对我们国家特别有信心。”段主任的语气重新变得坚定，“不管路程多远、条件多困难，灾区的物资都能保证充足供应。”
当时他被安排管理药房，负责给灾民发放药品。“各类药品都齐全，都能顺利发到灾民手里。”他负责的灾区共有约6000名群众，早期条件虽然艰苦，但没过多久，灾民每天早上都能吃到牛奶面包。“这放在以前是根本不敢想的。”
帐篷里每天都会发放肉、面、米，供应一直有保障。“2008年的时候农村生活水平还没有那么高，”段主任说，“但因为国家的供应及时有效、物资充足，我们做到了保障到位。”
这场灾难，让他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，个体在大灾大难面前的渺小，以及国家凝聚起来的强大力量。也这段经历让他重新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作为一名医生，在危急时刻，究竟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？
04
从那一刻起
“驱动力”被重新定义
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当医生特别有价值。”他说，“那么多人需要你，你自己就得有荣誉感、有担当。”
这种感觉不是昙花一现的激情，而是沉淀下来刻入骨髓的职业底色。他说，每当医生帮病人解决了问题，都会收获无比强烈的成就感。“这份成就感和荣誉感，其实推着我们成为更负责、更积极向上、更有求知欲的好医生。”
他停顿片刻，说出了一段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总结：
“我觉得这就是我做医生，乃至后来成为疼痛科医生，包括我们不远万里开展疼痛诊疗工作，最根本的内心驱动力。”
从汶川到青海，从麻醉专业到疼痛专科，从抗震救灾到两万公里巡讲，这份驱动力始终未曾改变——它最初在汶川的废墟中被点燃，后来又在一次次为患者解除病痛的过程中被延续、被夯实。
05
“三年、两万公里”
把疼痛科“种”在高原上
十几年前的震区经历，让他对“医生的责任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，这份理解最终转化为一场持续三年的“苦行”。
从2016年到2018年，段宝霖自筹资金，组织青海省疼痛专业的骨干专家，驱车走遍了青海所有市县级医院。“从早上九点义诊到下午三点，五六个医生同时看诊、开展治疗。”他回忆道，“我们接诊的大多是膝骨关节炎、腰疼这类疾病，在我们看来处理起来很简单，但在当地，百姓都觉得这些是不治之症，四五十岁就默认‘老了就这样了’。”
他说，作为学科带头人，不能只坐在诊室里等患者上门。“如果只靠我一个人一个个看，就算24小时不睡觉也看不了多少。更重要的是影响其他人、培养更多基层医生，让常见病、多发病在当地就能得到解决。”
三年下来，行程累计2万多公里，青海疼痛科从业人员从不到50人发展到三四百人，有独立建制的疼痛科从三四家增长到40家。“哪怕是内地发达地区开展的所有疼痛科技术，现在青海都能做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份难得的骄傲。
06
“国之名医”与“人民好医生”
两种荣誉，同一种底色
44岁那年，段宝霖获得了首届“国之名医”称号，在同批获奖者中算得上非常年轻。“这个称号代表的是学术与技术认可，是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，”他说，“而首届（疼痛学）‘人民好医生’不一样，它代表的是责任——面对患者时，你能不能全心全意帮他解决问题。”
他给“好医生”下了这样一个定义：“真正的好医生，是负责任、不断求索，能实实在在帮病人解决问题的医生。”
他说，自己有一点始终没变——“我会对患者负责到底，如果现有知识不够解决问题，我就去学、去问、去求助。碰到解决不了的病例，我们会坦然承认自身的不足，再通过学习不断进步。”
他把这种自我认知总结为一个“敢”字：敢认清自己的不足，敢承认自己的不足，并为此不断学习进步。
07
奉献本身就是一种幸福
采访快要结束时，录音里安静了好几秒。段主任的声音重新平静响起：“这些事我之后从没提过，这是头一回。”
二十年前，他站在汶川的废墟上，亲眼看到了一个人、一个家庭、一个国家的承受力与反弹力。那一刻，他下定决心要做一名“有驱动力”的医生。二十年后，他带着“国之名医”“人民好医生”的荣誉，依然靠着这份相同的驱动力坚持做一件事——解决疼痛，让更多人不再忍受病痛折磨。
他说，奉献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两万公里的巡讲路，四十家建制疼痛科，几百名成长起来的基层医生——这些数字是他和疼痛“较劲”的印记。而真正支撑他坚持到今天的，或许早在汶川废墟旁就已经有了答案：医生，就应该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，站出来。
